怀念我的母亲县长妻子王贻花
（纪念琼崖纵队成立9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为琼崖革命和海南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前辈们！）
何书典撰文
我的父母亲是革命伴侣。父亲何子官是原琼海县领导，母亲王贻花是县档案局科员。我的母亲在战争年代及和平时期，既没有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也没有显著的工作业绩。但她一生对党忠诚、关爱同志、敬老慈幼、善待百姓、清正廉洁、相夫教子的精神风貌和高尚品德，却使人可圈可点，令人敬佩，给我们子女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一）
母亲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她年5月5日出生于原万宁县龙滚镇河头村一户穷苦农家。外祖父王永伍在她出生不久就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一走数年杳无音信。母亲与外祖母相依为命，过着凄凉贫困的生活。后来，外祖母不堪生活重压离家出走，留下仅5岁的母亲一人过着放牛娃艰辛的日子。饱受磨难的母亲经常牵着牛走到祖坟前跪地痛哭，诉说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孤独。
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外祖父西装革履从新加坡回来。母亲扑到外祖父怀里痛哭不已，拉着外祖父的手再也不愿放开。当即，外祖父将母亲带到了香港，在当时香港最繁华的“上海街”置楼安顿母亲，并专门雇请三位佣人照顾母亲的起居。从乡下放牛娃一下子变成富贵女，两重天的生活让母亲不知所措，仿佛在梦中一样。从此，母亲在香港安居下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从小学念书一直到初中毕业。
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战争让母亲与远在新加坡的外祖父失去了联系。母亲举目无亲，被迫跟随逃难人群离开香港，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回到海南老家乡下，等候外祖父的音讯。
年初，母亲经媒婆介绍嫁给我父亲何子官。父亲出身农民，由于家境贫困，小学没毕业便辍学种田。我家乡原万宁县龙滚镇南岸村，是革命老区。受琼崖党组织宣传抗日的影响，父亲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年担任了青抗会会长。新婚不久的一天，父亲征求母亲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跟随他抗日救国？此时的母亲并不知道多少革命道理，但懂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古训，便毅然表示同意。当晚，父亲带着母亲连夜奔赴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参加了琼崖革命队伍。不久，由于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将祖母抓去关押在乐城监狱严刑烤打，致使祖母大小便失禁，多亏狱友照顾才得保命。消息传到山里，父母亲义愤填膺。国仇家恨，使母亲思想觉悟得到了升华，坚定了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后来，父亲任苏维埃乐会县人民政府所辖乐西区区长。母亲则跟随张奋、周训堂等领导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母亲是香港毕业的初中生，在当时革命队伍里算是“秀才”了。因此，母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行军打仗之余，积极参与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教授同志们识字学文。战争年代，母亲与父亲聚少离多。好不容易母亲怀孕生了头胎女婴，但由于环境恶劣，缺食少药，刚出生不久的女婴便因病夭折在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身体尚未复原的母亲把悲痛埋入心底，把女儿掩埋后擦干眼泪又与同志们踏上了战斗征途。
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彻底地改变了母亲富家女的习气，把她锤炼成长为一名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外祖父从新加坡回到海南乡下寻找母亲。得知母亲已随父亲参加革命后，便托人带信给母亲，倾诉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和思念，并希望母亲能跟随他去新加坡过安稳富裕的生活。得知魂牵梦萦的外祖父平安无恙，母亲喜极而泣，一直悬挂的心终于落了地。然而，想到外祖父千里寻女近在咫尺却不能见面，母亲不禁悲从心生失声痛哭……。母亲抹干眼泪，对送信的乡亲说：“请转告侬阿爹，侬已是共产党的人了，不能回去陪伴阿爹尽孝。请阿爹保重身体，女儿永远爱他！”此时的母亲世界观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已经离不开患难与共的父亲，离不开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战友，离不开矢志不移为之奋斗的解放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了！
海南解放了，组织上为了照顾积劳成疾患有严重风湿心脏病的母亲，安排她在父亲当副县长的琼海县档案局工作。五十年代末，母亲因身体原故便提前退休了。
（二）
母亲虽然退休了，但她退休不褪色，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一直不让自己闲着，总想为组织和同志们尽一分微薄之力。那时海南行政区还隶属广东省。省政府一些部门经常会有人来县里检查指导工作。偶尔会发生广东籍干部与海南籍干部因地方口语交流不畅，引起误解或不快的事情。母亲在香港定居过多年，通晓粤语。每逢省城有人来县里，父亲就会请母亲出面当粤语翻译，母亲往往会兴高采烈，乐此不疲。
五、六十年代，县政府人员编制不多，大家基本上都住在一个大院里。那时，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亲密。因为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被同志们尊称为“三伯爹”，母亲被尊称为“三伯婶”。
住在县府大院的干部，大多数人的家属都在农村务农。就连老革命何君昌副县长在位30年，其夫人陈瑞娥一直在乡下老家原九曲江公社北岸村当生产队长。上班时间大院里基本没人。每逢天要下雨，母亲就会挨家逐户检查窗户是否关牢。晒在屋外的衣服，母亲会一一收起拿回家烫平折好。掉在地下的衣服会捡起来重新洗过。待同志们下班或出差回来了，母亲便招呼大家来领取衣服。久而久之，不少干部每逢出差便把家中钥匙交给母亲保管。那个年代，县机关干部下乡多。由于大家经常出差，因此都交代乡下的家人或亲戚来县城必须先要找我母亲“三伯婶”。从此，母亲充当起“接待员”和“调解员”的角色。一方面母亲热情安排探访家属的食宿。另一方面通过与家属的接触了解干部家庭的情况。对夫妻之间有矛盾的，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解。对家属提出的不合理诉求，母亲就耐心地作解释说服工作。对生活确实有困难的，母亲就积极向组织反映帮助解决。由于母亲设身处地为干部们排忧解难，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干部们有什么事都喜欢找“三伯婶”商量。因此，我们家经常宾朋满座。
俗话说，久病成医。母亲在多年与病魔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了不少医学知识和养身之道。县府办公室的孙业泽秘书脖子后面长出一个“蜂巢疮”，疼痛难忍，到医院打针吃药不见效。母亲便采来一些草药捣烂后配上西药粉给孙秘书敷上，换几次药后，毒疮便消失了。类似的疑难杂症，母亲治痊了不少同志。从此，大院里的同志们有什么头痛脑热的，都爱来找“三伯婶”咨询或治疗。母亲又多了一份称呼：“赤脚医生”。
（三）
母亲常说：“江山是靠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的父母、子女以及家属照顾好。”
琼海县原九曲江公社大洋村有个革命烈士生前当过父亲警卫员。其烈士母亲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安排住进了中原镇革命养老院。但老人惦记乡下的老宅，便回到村里守房。一直把老人当作自己妈妈看待的父母亲闻讯赶到大洋村劝说老人回养老院，但老人脾气倔，死活不同意。无奈，父母亲只好嘱咐村干部要好好照顾老人生活，有什么事要第一时间通知父母亲。自从老人回村后，父亲只要到九曲江公社出差，母亲便会购置好常用物品交给父亲带去大洋村探望老人。每年的大年初二，父母亲都要去给老人拜年，带上礼品，留下红包。有一年夏天，村干部托人带信到县城告诉母亲，说老人患了眼疾，看不见东西。母亲急得坐立不安，不等父亲下班便赶去父亲办公室，催促父亲赶紧医院治疗。县城离大洋村有20多公里。中午，父亲骑着自行车冒着烈日赶赴大洋村，和村干医院。经检查，老人患的是白内障。医院领导，安排医术最好的医生给老人动手术。老人住院期间，医院探望了老人，叮嘱老人安心养病。一直到老人痊愈出院，母亲才放下心。七十年代，老人突患急病不幸逝世。村干部对赶来处理后事的父母亲说，老人临终时拿出数千元交给村干部，嘱咐一定要转交给我父母亲，说是二十几年来我父母亲给她的营养费和红包，老人一直舍不得花，全部存蓄起来，现在“物归原主”。数千元在七十年代算是一笔巨款。但父母亲坚决不收，动情地说，老人在乡下生活全靠乡亲们照顾，这笔钱就留给村里发展生产，造福乡梓吧。
年的一天，父亲把一个年方15岁名叫李飞的男孩带到我家。原来孩子的父亲叫李蕃春，是琼崖纵队著名的战斗功臣。曾任原乐会县（年与琼东县合并改称琼海县）第一任县长。年被打成“冯白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被撤职开除党籍，后被交流到广东省韶关地区曲江县。文革开始被批斗关押。李飞受父亲冤案的牵连，不能继续上学读书，被逼回到他妈妈原籍琼海县阳江公社红色大队务农。望着孩子瘦小的身板和迷惘无助的目光，母亲心痛地紧拉着李飞的手说：“阿飞呀，三伯爹三伯婶这里也是你的家，有什么事你就来找我们。”从此，李飞得到了父母亲的保护和关爱。年冬季征兵开始，母亲与时任县征兵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父亲商量，决定想方设法满足李飞的愿望送他到部队锻炼。父亲首先找琼海县人武部符气元部长，符部长是一位琼崖纵队的老战士，听说李飞是老战友的儿子，二话不说表示支持。父亲又找了人武部符岱山政委，这也是一位琼崖纵队的老同志。从符政委口中得知此次到琼海县接兵的部队干部是符政委的老部下，父亲心中有了底。三位老同志商量后，决定以照顾李飞是革命烈士亲属的名义（李蕃春第一位夫人吴菊兰年在对日作战中光荣牺牲），通过政审，批准李飞当兵。入伍前一天，母亲特意把李飞叫到家里设宴给他饯行，叮咛他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为党争光，为父辈们争气！李飞不负父母亲和父辈们的厚望，在部队入了党，退伍后回到韶关地区，先后担任了韶关市副市长、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成为一名党的好干部。
年初的一天中午，母亲走出大院去公厕方便。在路边遇到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哭泣。心善的母亲赶紧上前询问，得知是琼海县籍革命烈士凌仕鹏（四野三等甲级残疾军人，年因枪伤复发病逝）的遗孀王文英（琼崖纵队复员军人，曾是三总队张世英首长的勤务兵）和子女，因生活困难从大路镇乡下来县城找组织反映情况。母亲心情非常沉重，含着眼泪扶起王文英和孩子，把母子三人带回家中烧火做饭让她们吃饭休息。下午上班时间，母亲让父亲带着母子三人到县民政局找梁局长，商量如何安置母子三人。按有关规定，王文英回农村务农，两个孩子由政府安排到县小学读书并抚养到18岁。让梁局长为难的是，男孩凌家雄7岁，可以安排到机关食堂宿舍与伙房师傅住。但女孩凌家美仅4岁呀，这么小的年纪需要有人照顾。母亲得知组织的顾虑后，毫不犹豫地把小女孩凌家美领回家承担起照顾她生活的责任。从此，小女孩凌家美有了个革命妈妈，我也多了个小妹妹。那时，小美除了一天两顿饭到县府机关食堂领取外，其它日常生活费用基本上由母亲从自己工资里支付。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情景：夜晚煤油灯下，小美伏在桌子上做作业，母亲戴着老花镜坐在旁边为她缝补衣服。在母亲整整14年的悉心抚育下，凌家美长大成年参加了工作，后来结婚有了幸福的家庭。而那位小男孩凌家雄长大后留在县政府当司机，到了结婚年龄，母亲亲自张罗给他介绍了媳妇，帮他成了家。在县里，还有十几位革命烈士后代都得到我父母亲的关爱和照顾，为他（她）们解决了工作问题。其中，著名英烈陈永芹（琼崖讨逆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孙女陈英媛、孙子陈英雄分别安排在县电信局和县粮食系统工作。我记得小时候起，每逢节假日，那些烈士后代们都会相约而来探望我母亲，亲切地称呼我母亲为“王妈妈”。我至今还记得他（她）是祥哥、友哥、克哥、宏哥、德哥、波哥、标哥、政哥、红姐、英姐、华弟、勇弟……。
（四）
战争年代，父亲多次遭遇日军、国民党军队的追捕，每次都靠老百姓的舍命掩护才得以脱险。母亲怀孕生产期间就住在“堡垒户”家里，得到乡亲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因此，父母亲对人民群众常怀感恩之心。
五六十年代，我们家经常“高朋满堂”，来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老苏区的阿婆、嫂婶们。母亲与她们亲如一家，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她们往往一住就好几天。临走时，母亲一定要买上点心、衣料、药品等，让她们带给乡亲们。
父亲每次下乡到农村蹲点，母亲都会安排父亲多带些钱。因为父亲有个习惯，专挑“堡垒户”或村里家境十分困难的农户“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自掏腰包买米、买油、买衣、买药等，送给困难群众。父母亲就是用这种行为来回馈当年老百姓的救命之恩和鱼水情谊。
五十年代末，时任副县长的父亲因受“地方主义错误”牵连和影响，被降职贬到琼海县最偏远的山区会山苗族自治公社当公社书记。组织上考虑母亲身患重病，山区医疗条件差，便批准她留在县城治病。但母亲却断然作出决定，全家随父亲赴任。
在父亲身处逆境的那些年月里，母亲忍辱负重，积极协助父亲开展工作，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母亲主动与广大苗族群众交朋友，为贫困家庭送粮捐物。热心教苗族妇女干部识字学文化。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为患病者治疗。想方设法解决山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等。与苗族民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深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后来，父亲被平反，官复原职。父母亲离开苗山时，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母亲也潸然泪下，依恋不舍。回到县城，母亲始终牵挂着苗山的人民，每逢会山公社的干部到县里开会或办事，母亲总要询问那里的情况，并经常嘱咐父亲多为苗族群众办实事谋利益。
年7月的一天，父亲将一位中年民工带回家。父亲告诉母亲，这位叫程全的农民兄弟是他的“三同户”，来自革命老区龙江公社蒙养大队甲科村，家有5个小孩，妻子长期患病丧失劳动力，家境一贫如洗，是远近有名的贫困户。这次生产队派他和众乡亲来县城修筑万泉河水利大坝。程全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饭碗和一双筷子。母亲听说后心痛地流下眼泪，赶紧取出钱交给父亲带程全上街购买了凉席、被子、蚊帐、毛巾、脸盆等日常用品。现年83岁的程全老人，每每与家人谈及这段往事，都禁不住感叹万千，深情地说，何县长夫妻对俺老百姓真好！
父亲当了三十年的县领导，经常有群众上门来访。母亲从来没有以领导爱人身份自居，总是笑脸相迎，让座敬茶，问暖问冷。如遇上父亲出差不在家，母亲在了解来访群众的诉求后，会给他（她）们出主意，提建议，有时还亲自把他（她）们领到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久而久之，那些受到母亲帮助的群众争相传告，让许多人都知道县府大院有位热心的“三伯婶”，结果慕名而来的群众络泽不绝，访客盈门。我那时小不明白这些人来找母亲干啥，便问母亲“阿母，这些阿叔阿婶都是侬家的亲戚吗？”母亲点点头：“是！没有这些亲戚，你父母亲活不到今天，他们都是父母亲的亲人！”我长大了才明白母亲的话，理解母亲的行为，因为共产党是靠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支持和帮助才打下江山的。而共产党打江山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是每一个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五）
母亲与父亲相濡一生，是父亲的贤内助。她对父亲关怀备至，悉心照顾，全力支持父亲专心致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她严律治家，一身正气，不开“后门”，维护了父亲一生廉洁奉公的名声。
父亲患有较严重的高血压病，曾血冲脑昏迷入院抢救。母亲从医书上了解玉米衣穗能降压，便托人从山区搜集了大量的玉米衣穗放在家中，每天煮水给父亲服用，使父亲病情大有好转。为了让父亲中午能安稳地睡上一个小时，母亲便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守护，不让小孩打闹影响父亲休息。五、六十年代，城市人口实行粮食定量供给制。我家“革命亲戚”来往多，粮食根本不够吃，母亲便买来地瓜当粮食。为了照顾好父亲身体，让他有精力工作。母亲通常煮两种饭，大米饭是盛给父亲吃的，她和我们姐弟吃地瓜饭。父亲疼爱我，总会从自己碗里拨出一些大米饭给我吃。母亲见状立下了规矩，与父亲分开吃饭。让父亲吃完饭，家人再动筷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打倒”，遭受批斗、扫大街，蹲牛棚、下干校，历经磨难。有的造反派污蔑父亲是“反党分子”，威逼母亲与父亲划清界线，母亲义正严词地说：“子官同志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打江山，怎么会反党？”不肯就范。母亲十分惦记父亲的高血压病，总是偷偷地托人给父亲送药，嘱咐父亲好好保重身体，将来还要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母亲的鼓励给予父亲莫大的精神安慰，使父亲安然地渡过了那段峥嵘岁月。
父亲当县领导，上门找父亲办事的人很多。许多人出于礼貌总会提上一些礼品。母亲原则性很强，坚决不收礼。她说：“你们来我家我欢迎，但不能送礼。东西先放在门外，谈完事就把东西拿回去。”如果来人不听劝告，母亲就会生气，将来客请出门外。
有一天傍晚，一位福建籍包工头携了两万元现金到我家来，感谢父亲在他承建的一项工程中为他这位外乡人排忧解难。时逢父亲不在家。母亲听完了包工头的来意后严肃对他说：“我家老何看中你的是人品和施工信誉，如果你还想与我家有来往，就把钱拿回去。如果硬留下来，我会把钱交给组织，今后你也别想再进我家门。”包工头收起了钱，含着热泪再三道谢后离开了我家。父亲回来后，得知此事，称赞母亲做得好！
母亲从来不让家人沾父亲当领导的光。我二姐何娟小学毕业考中学时，成绩离县城重点中学加积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差一点。二姐拉着母亲的手恳求母亲跟主管文教工作的父亲讲情，让她能上加积中学。母亲就是不答应。后来，二姐只好去县城郊区的温泉公社中学读书。看到县长的女儿都按规定上学，原先一些想找父亲开后门让子女上重点中学的人都放弃了求情办事念头。
七十年代末，父亲任县委常委，分管公检法工作。当时人们申请去香港定居的手续是由县公安局负责办理，最后由父亲签名批准。那个年代能去香港定居可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琼海县是著名侨乡，申请出境定居的侨属侨眷真是人山人海，排成长龙队。我大姐何菊、二姐何娟觉得母亲是香港居民，在香港有房产需要处理，年岁已高的外祖父独居新加坡也需要有亲人照顾。因此，便请求父亲能批准她们去香港定居。母亲何尝不理解女儿的人之常情呢？但多年受党的教育已使母亲的思想界境超尘拔俗了。一事当前，母亲首先考虑的是，父亲的权力是组织赋予的，只能为老百姓所用，领导干部的子女和亲戚不能沾光走“后门”。因此，母亲没有满足我两位姐姐的愿望。至今，我们家没有一人到境外定居，全都留在祖国工作生活。
（六）
母亲对子女的家教近于苟刻，却用心良苦。五十年代初，琼海县人民政府在中原镇建立了一家革命敬老院，赡养几十名革命烈士的妈妈。从我三岁起，每年春节前，母亲都要领着我带上点心到敬老院探望这些革命烈士的妈妈。母亲教我一一给老人下跪捧上点心，让我喊阿婆好！母亲告诉我，今天我们能过上好日子，都是这些阿婆的儿女和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你长大后永远不要忘记革命先烈，永远都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这辈子，母亲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慈悲为怀善待穷人。我小时候，她每次携我上街，都要带上一些零用钱，每见到乞讨者，便把钱放在我手里，让我恭恭敬敬地施舍给对方。母亲的身教言传，让我学会了与人为善，关爱穷人。年，中央电视台曾来海南采访我，专题报道了我抚养孤儿、资助9个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的事迹。至今，我仍坚持资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学。
我大姐何菊穿过的衣服，母亲缝补后给二姐何娟穿。二姐在县城郊区上中学，离家远，食宿在学校。母亲不给二姐菜金，而是用瓶子装上萝卜干、椰子干、酸菜，让二姐带到学校当菜吃，让她与乡下的同学一样过着清淡的生活。有一次，海边的亲戚送来几条鱼虾。母亲分给我一只拇指大的海虾，叮嘱我当两顿饭的菜来吃。我想不通，认为一只虾怎么能分成两次吃？便给父亲的秘书黎辉柏叔叔诉苦。黎秘书对母亲说，孩子小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一次吃完不过分。母亲说，不行，不能让他从小养成大吃大喝的习惯。在母亲的坚持下，我把海虾撕成两节，就了两顿餐。
我念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上午放学回家路上，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乱抛。不料小石头竟落在一位名叫符明才同学的头上，顿时头破血流，吓得我赶紧跑回家。中午，这位同学和乡下母亲找上门来告状。农妇指着我父亲骂：“你这个县长是怎样教育儿子的？”父母亲赶紧向农妇赔礼道歉，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赔偿医疗费送走同学和他的母亲后，我母亲非常生气，生平第一次拿起小棍子狠狠打了我一顿，让我跪在地上认错发誓，从此不准欺负同学。事后，母亲轻轻抚着我身上的伤痕语重心长地说：“仔呀，老百姓是俺们的再生父母，不能得罪呀。”
从我小学到高中毕业的10年间20个寒暑假，母亲都安排我回到乡下老家与乡亲们一起劳动，干着锄草、插秧、收割、晒稻谷、养牛等一些农活。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当年那么要求我，是让我不要忘本，通过亲身体验农村的生活，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拉近我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培养我热爱劳动的品德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年，我高中毕业，父亲要我带头上山下乡。我父亲一位老部下时任县林场领导，他主动找我母亲，表示愿意接收我。因为林场离县城仅7公里，各方面条件比较好。但母亲谢绝了，坚持要我按县知青办安排到离县城三十几公里外新建的甘庶农场接受艰苦的劳动锻炼。
上山下乡两年后，年底，母亲送我应征入伍，保卫祖国。我当兵后，牢记母亲的嘱咐，积极上进，一年入了党，三年提了干，先后五次荣立三等功，被部队树为“学雷锋标兵”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师团奉命前往广西参加轮战。年初，我们团组织了扣黎山高地攻坚战。经官兵们浴血奋战，收复了被越军侵占的阵地。时任团侦察参谋的我带领侦察分队在执行渗透侦察中，不幸陷入雷区，工兵班长乐永来壮烈牺牲，副连长蔡观德身负重伤。我也被地雷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冲倒在地摔伤了膝盖……。消息传到家里，母亲却异常镇定，对前来安慰她的部队领导说：“打仗是会有牺牲的。战争年代，有多少好同志倒在我们身边呀。假如这次是书典遭遇不幸，我也不后悔送他去当兵。书典这代人的责任，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好来之不易的江山！”为期一年的轮战结束，部队党委鉴于我带领侦察分队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给我记了二个三等功。喜报送到家里，母亲高兴得一夜未寐。
年4月，我和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名同学前往北京集训，准备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天安门大阅兵。8月下旬，母亲心脏病情加重卧床不起。父亲见母亲病危打算电告我速回。深明大义的母亲坚决不同意，认为阅兵是国家大事，不能让儿子分心影响训练。10月1日上午，母亲撑起虚弱的身子，穿戴得整整齐齐，叫父亲扶着她躺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观看国庆阅兵实况转播。当屏幕出现我所在的第一徒步方队受阅镜头时，母亲流泪了，为祖国、为人民军队、为儿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
（七）
年底，母亲因战争年代落下的病根折磨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3岁。最早闻讯赶来与母亲诀别的那些革命烈士后代，个个泣不成声，跪在母亲遗体前叩头、烧香、敬酒，虔诚地表达他（她）们对“王妈妈”深深的感恩和哀思！
当我从部队赶到乡下老家时，母亲已盖棺落钉了。永别之际不能见上母亲一面，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我拥抱着悲痛的父亲问道：阿母走时都说啥？父亲说“她叫你在部队好好干，一辈子要做好人！”听完，我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母亲去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钱财，留下的只是做人的道理、清正的品德、博爱的情怀、俭朴的家风和自强的精神等。这是一笔子孙后代享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精神财富，是无比宝贵的传家宝。我从母亲身上获益匪浅，对我的人生价值取向影响甚深。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母亲感到无比的荣幸和骄傲！
年，父亲也不幸病逝了。我遵循父亲临终前的愿望，护送他回到故乡安葬在母亲墓地邻近，让父母亲相依相伴，永远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