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驱鬼逐疫、禳灾纳吉的祭祀仪式中，最具特色的是“技”。
陕南汉中是五斗米教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道教根基。由于羌族傩艺和原始宗教巫、道的渊源密切，端公对巫术及其活动有不同程度的再现，虽然是一种原始宗教的形式，却也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先民从自己的经验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巫术形式，如祈求,比拟,接触,驱赶,诅咒,灵符,占卜,禁忌等。后期的端公不断使其具体化、神秘化,就是傩技。
陕南山区羌人居住的环境条件差，生活贫穷落后，缺少医疗技术，端公的角色中又增添了医生这一角色。
在人类史的初期,时常对许多现象不能理解，朦胧地感到幸福和痛苦，成功与失败的后面宛若有种宏大无比神奇的力量。他们乞求命交好运，祈盼五谷丰盛、人畜兴旺的太平盛世。当天旱无雨时，端公为求降雨，走向山峰或河浜，敲击陶器，咒声大作；战争时，端公又往往以刚毅的舞术、摩擦、抛掷、埋藏，使每个参战者能联想到攻击、防御的技能；围猎时，端公时常在神坛外围奔跑，挥舞火炬，使人们领略到动物对火的畏惧；恋爱时，端公动作舒缓，举止柔和，口中赞语悠悠扬扬……端公的这一切所作所为，仿佛是对过往生活的彩排。
端公的“法术”，作为一种文化在今天陕南人的生活中，仍有其深远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仍可给我们诸多启示。如果说上刀山、下火海下油锅中探宝取物多少还带有“法术”与神奇色彩，那么端公治病救人的医技,却是用得十分广泛的,也是陕南人民普遍接受的。
陕南端公法术治病,具体地说比较适合的病例一是“疯病”,也就是农村常见的精神失常;二是“邪祟”,也就是突发的、莫明其妙的、疑神疑鬼的病,就是俗话说的“心病”，三是“窝子病”,即一家人或一拨人突然患一种病，这个好了那个又跟着病，此起彼伏，即通常所说的瘟病；四是“病身子”、“药罐子”，即同一个人患同一种病，时好时坏，间续不断。
据徐春圃著《古今医统》载：“巫彭初作周医官，谓人唯五谷、五药养其病，五声、五色视其生，观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五脏之动，遂用五毒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气养之，以五味节之，以祛百病。”巫彭在《山海经》中是一个半人半仙的神医。民间传说活了八百岁的彭祖也和他颇为相似。《黄帝内经》对五行的解说更为详细，是中医阴阳五行说集大成的典籍。在中医药学里，五行说是最具有权威的指导理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大量的篇幅也阐述了这个理论，“天地造化而草木生。刚交于柔而成根茎，柔交于刚而成枝干，叶萼属阳，华实属阴，由是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有五形焉,金、木、水、火、土。”由于“阴阳”“五行”构筑了中国医学的大框架,因此它与传统的养生学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民间尤其精通此类学问。“端公者,古之大巫也。”而这些世代寧传承的陕南羌族端公们,师承了几千年的民以间文化精粹,以其独特“五行”、“民间养生”会的外在形式寓“阴阳”、为一体就不足为怪了。
陕南羌族端公对五行的广泛运用,还表现在打卦、占卜、相术、算命、风水、占侯、测字择吉等等。因为五行的运用始终贯穿了广大农民和山民们的生产、生活的全过程，所以，端公在地方上的年节礼仪中，在山民们的红白喜事中，甚至在邻里纠纷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端公，可以达到娱神娱人的效果，还能够兼顾到祛病消灾，病者何乐而不为呢?
缺医少药、生活困难、精神崩溃的病者及家属，得到了“神的
